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第十五届陆家嘴论坛上阐述了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立场,并给出了对未来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思考。
中国将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潘功胜表示,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位降温,但仍有较强粘性。欧央行等一些央行已经开始降息,一些央行还在观察,预期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也会降息,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高利率、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中国情况有所不同,货币政策立场是支持性的,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
在货币政策的总量上,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货币信贷的结构上,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加大对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改造的金融支持。推出房地产支持政策组合,包括降低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取消个人房贷利率下限、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并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市场化方式加快推动存量商品房去库存。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上,着力规范市场行为,盘活低效存量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短期内,这些规范市场行为的措施会对金融总量数据产生“挤水分”效应,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立场发生变化,而是更加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利于均衡信贷增长节奏,缓解资源配置扭曲,减少资金空转套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展望未来,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同时仍面临一些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我们将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第一,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
传统上,我们对金融总量指标比较关注,但也在不断优化调整。过去,货币政策曾对M2、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总量增速设有具体的目标数值,近年来已淡出量化目标,转为“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等定性描述。
未来还可以继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当货币信贷增长已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时,如果把关注的重点仍放在数量的增长上甚至存在“规模情结”,显然有悖经济运行规律。需要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第二,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
比如,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目前看,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了这个功能。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同时,持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针对部分报价利率显著偏离实际最优惠客户利率的问题,着重提高LPR报价质量,更真实反映贷款市场利率水平。
从近段时间货币市场利率走势看,市场利率已经能够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波动区间明显收窄。如果未来考虑更大程度发挥利率调控作用,需要也有条件给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让市场心里更托底。除了明确主要政策利率以外,可能还需要配合适度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
第三,逐步将二级市场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
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人民银行正在与财政部加强沟通,共同研究推动落实。这个过程整体是渐进式的,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度等也需同步研究优化。
应当看到,把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宽松,而是将其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既有买也有卖,与其他工具综合搭配,共同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给中央银行带来新的挑战。受美国硅谷银行的风险事件启示,中央银行需要从宏观审慎角度观察、评估金融市场的状况,及时校正和阻断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当前特别是要关注一些非银主体大量持有中长期债券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保持正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保持市场对投资的正向激励作用。
第四,健全精准适度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
比如,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的基本原则,定位于常规总量工具的有益补充,通过内嵌激励机制,以市场化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并注重防范道德风险。
未来,将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中,继续坚持用好和丰富这些经验,完善相关制度框架,合理把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规模,已实现阶段性目标的工具及时退出。
第五,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沟通机制,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透明度提高后,政策的可理解性和权威性都会增强,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动向,会自发形成稳定预期,合理优化自身决策,货币政策调控就会事半功倍。